我所知道的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
丁永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四个年头了。今年七月是他诞辰九十周年。
在安徽黄梅戏的流行地区，提起丁永泉的别名丁老六，四十岁上下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他曾用过的艺名丁玉兰并不太为人所知。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黄梅戏事业，对黄梅戏的发展有过卓越贡献。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丁永泉出生在安徽怀宁县广济圩丁家咀一个贫苦的雇农家里。兄弟六人，他最小，外村子的人都喊他为丁老六。那时，清王朝腐败不堪，人民贫穷落后，丁永泉一家全靠租来的土地糊口，他只读过半年私塾。丁家咀离安庆只有十来里路，是黄梅戏的主要流行区。那时的黄梅戏叫黄梅调，只有半职业性的班社。每逢家门口有黄梅调演出，丁永泉总是钻在人网里认真地听、看。
光绪三十一年，十三岁的丁永泉想去学黄梅戏，家长在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下，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他偷偷跑掉了，跟一位颇有名气的演员叶炳迟学戏。叶炳迟虽然喜欢他聪明好学，但知道这个孩子是私自跑出来的，就劝他回去了。后来由于家庭人口多，无法养活许多孩子，还是让他去学唱黄梅戏了。这样，丁永泉便正式拜叶炳迟为师，开始了他的黄梅戏演唱生涯。
刚到班子上，师傅让他打小锣作为启蒙（演员几乎每人都会打小锣），然后教他一些传统的唱段。经过了五年的乡村流浪艺人生活，丁永泉学会了经常演出的近三十出传统戏。当时一般是三年出师，出师后要留在班子里帮师一年，既是实习，又是对师傅的报答。丁永泉因为同老师和班子上的人相处都较好，出师后又留了两年。十八岁，他搭了白运芳的班子。那时的班子少可三、五人，多则七、八人，最大的班子也不超过十人。演整本大戏时角色就要顶、代，有的戏一个演员要代三、四个角色。由于丁永泉的扮相俊俏、庄重，嗓子又淳厚、真切，因而他以旦角为主要行当，尤以闺门和青衣见长。
旧社会，黄梅戏是被统治者当作“伤风败俗”的“花鼓淫戏”加以禁止的，艺人受到种种迫害。丁永泉同志解放前四十四年的艺术生涯中，曾经八次被抓去坐牢、打板子戴木枷、戴芦席枷、游街，每次受刑后还要罚款。虽然他热爱自己的事业，但反动官府一再对他凌辱、摧残，实在使他愤懑难平，甚至被迫离开舞台。他曾经在集贤关当过挖煤工、车水工，在安庆市当过茶房、排字工人等。但是由于他演旦角名气比较大，每次被迫脱离戏班子后，总是又被人请去——尽管他曾多次发誓不再唱戏。
解放后，饱受旧社会苦难的丁永泉同志受到了党的关怀和重视，使他深感新社会的亲切与温暖。虽已年近花甲，却焕发了艺术的青春，为黄梅戏事业的发展奔走努力，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曾经有过“黄梅戏的梅兰芳”之美誉的丁永泉，在黄梅戏发展过程中的两件大事，是值得记述的：
一、黄梅调进入安庆。
1926年以前，安庆城里还没有公开演过黄梅戏，但喜欢或会哼黄梅调的人却很多。当时有位名叫葛大祥的厨师，非常热爱这种家乡艺术，自己也能哼几句。把丁永泉等人从怀宁农村接到安庆，陪同“玩友”们娱乐。开始是在居民家里演唱一些折子戏，伴奏是用洗脸盆和车环子等轻轻地敲打。为了避免麻烦不敢用打击乐器。这样简陋的演出，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演唱，竟发展到二十多人，于是他们在吴越街邮局背后的中心旅馆找了一间房子定下来。经过商讨，决定“冒险”公演，还出了戏报。戏报一贴出，观众非常拥挤，演员们虽然提心吊胆，但却为第一次能在安庆公开演唱而激动。
戏一散，突然来了几个官差，不容分说就把丁永泉等抓走，关了起来。几天过去，并不审问，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后来托人打听，回答是：只要每天能交十吊钱的税，就放人。演员们觉得在安庆演出每天只能收入十五、六吊钱，交十吊钱的税，剩下的就寥寥无几了，无法维持开销。在押的丁永泉等为了给黄梅调演员争口气，并能在城里扎根，就是饿肚子，也要把戏坚持演下去。就这样，这枝来自农村的山花算是在当时安徽的省会落住了脚，争来了“合法”的演出地位，也是使半职业性的班社过渡到职业性班社的一个重要阶段。尽管营业不错，但是敲竹杠的税钱过重，艺人们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翌年安庆大水，剧场停业，丁永泉被迫离开安庆，搭张光友班子到山区去了。直到1929年，安庆市一位京戏的班头兼箱主胡真甫，与葛大祥在“白日青天”（现在安庆军分区所在地）后面开办了“新舞台”，又把丁永泉找回来演出。从此，黄梅戏便在安庆有了正式的班社。黄梅戏从草台走向城市的发展过程，虽是历史的趋势，但与胡真甫、葛大祥等热心的组织者也是分不开的。
二、黄梅调进入上海。
1934年安庆地区大旱，戏园子生意萧条，丁永泉到江南（包括江西的彭泽县）演出，年底回到安庆。
1935年元月，上海九亩地茶楼派人到安庆通过胡真甫和徐松山等邀请黄梅戏到上海演出，说上海老北门一带的安庆、芜湖、合肥人比较多，去了营业不成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来人用“夹黄鱼”（即乘客不买票由船员捎带）的办法，将他们一行将近三十人——在当时这已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黄梅戏大军了——分批开赴上海。其中除丁永泉外，还有柯三毛（艺名柯艳秋）、王剑峰、查文艳、郑绍周（艺名郑鸿霞）、潘效慈、董玉祥、田德安（此人是清末提过考篮的员生）和曹正祥等。他们先后在九亩地、陆家浜、太平桥人民路等地的茶楼演出，其中以在人民路的月华楼演出的时间最长。月华楼的建筑共三层，底层为水果店，二层是黄梅戏茶楼，三层是扬剧茶楼。
他们是带着试探和胆怯的心理到上海去的，哪知到了上海营业比安庆还好，观众除了安徽人外，湖北、江西、苏北的观众也常去光顾。后来丁永泉了解到上海人不大听黄梅戏，其原因之一是听不懂唱词。于是他同柯艳秋、王剑峰、曹正祥等人研究，尽量删除那些多余的衬字和虚词，他还经常抽空去观摩扬剧、评剧（当时老、小白玉霜都在上海）。这样，他们的眼界为之大开，从上演的剧目、表演、唱腔到服装，以及导具、头饰的使用等都进行了充实和改革。这对黄梅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黄梅戏界把他们这种以安庆话为舞台语言，并在曲调艺术上进行了革新的唱法称为“府调”（因为安庆早在南宋时就曾设府），又因这些演员多为怀宁人而称它为“怀腔”。
因为在上海生活较稳定，丁永泉把妻子带去帮人做针线活儿，女儿丁翠霞（现为退休黄梅戏老艺人）在灯泡厂当钨丝工人。1926年出生的长子丁紫臣，七岁就登台唱戏，艺名七岁红，也在上海随父唱娃娃生。一直到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他们才从上海迁回安庆。同年安庆沦陷，丁永泉又辗转于石牌、江镇、大雄山等山区演唱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了丁永泉同志优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当上了合肥市的人民代表；省和华东两次戏曲会演，他都荣获了奖状。他为人严肃谨慎，热情谦虚。艺术上他勇于革新，诲人不倦，无论是他在剧团当演员，在戏校当老师还是退休在家，大家都亲热地称他为丁老，对他非常尊重。
十年动乱中，虽然丁老已年近八旬，又卧病在床，也未能逃脱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1968年5月，几位无知的红卫兵批斗他，要他“交待”为什么演那些“有毒”的诸如《天仙配》等戏时，他挣扎着大声地说：“伢子唉，我生在那个时代，只有那种戏唱。我没有你们幸福，我要是生在现代，象你们这样年轻，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那我也就演‘样板戏’了。”由于频遭残酷的斗争，一周后，这位深为人们爱戴的老人终于含恨而死。
过去王冠亚和陆洪非等同志都写过文章说及丁永泉同志的一些事迹，我作为曾和他在一个剧团里工作并在一个家庭里生活过的人，仅就我之所知，作些补遗性的叙述。
来源：安庆市黄梅戏（地方戏曲）研究院《黄梅戏艺术》1982年第1期，时白林《我所知道的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该刊第33—37页），目录页 http://www.hmxyjy.com/index/index/show/id/15.html ；扫描件 http://www.hmxyjy.com/UploadFile/pdf/5595e25b4f5d2.pdf